云计算是当今热门的一个话题。从最近与业界专家学者和代表性厂商的交流来看，大家普遍认为，云计算代表着一种新兴的网络计算技术，云计算时代将是我国走向信息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它适应了用户的需求和软件即服务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信息系统聚集的趋势——集中服务模式，终将重构整个信息网络体系和信息服务模式。它就像迎面而来的卡亚斯克飓风，猛烈而迅捷，每个人都会很快感受到它的存在；同时，它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这个世界，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解构和结构作用，形塑着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活环境。如何引导和妥善应对这种变化，使其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将体现政府的高超智慧。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从本质上说，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技术社会。根据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所揭示的逻辑，信息技术革命在它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使传统的政治权力演变成信息的统治，贯穿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权力”的实现基础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再以命令、制度、暴力等强制形式出现，而是在某些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被建立在信息接收和处理基础上的决策、控制所替代。云计算有时又被称为软件大型机。顾名思义，其关键是对信息资源集中和虚拟化的技术，这将直接改变传统的信息接收和处理程序，从而改变了信息决策和控制的方式，进而改变了权力资源的分布。如何适应这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同时又为我所用，维持国家的自主意识和自主发展，这就需要政府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第二，技术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它的发展道路是由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所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云计算的发展也许是不可逆的，但云计算在中国的发展形态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选择而做出改变的。不同的设计可以在技术自身领域的民主自组织的基础上支撑一种更为多样文明的社会。如何最大化运用前沿ICT技术服务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同时，又确保云计算环境的自主可控，这就需要政府具有高超的设计智慧。

　　第三，云计算时代所将呈现出的IT进一步软化、服务化特征，将使内容和服务成为未来全球竞争的焦点，这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涉及价值判断和意识冲击的问题。例如，不少人都认为，信息文化就是一种“时域文化”，而不是“地域文化”。在实际运行中，“时域文化”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必然会发生碰撞。可以预见，未来ICT领域会出现越来越多不同价值体系碰撞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谷歌问题也是价值碰撞的一种表象。如何应对，以构建一个更趋成熟的公民社会，这就需要政府具有高超的智慧。